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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姐最准三个半波

【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回顾系列】(三)宏观调控

更新时间: 2019-10-10

  上世纪80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已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我的研究引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条理化认识,代表作是发表于《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的《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我在论文中指出:

  建国后三十余年间,我国曾多次出现较为显著的需求膨胀。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膨胀一般是单翼的,集中于投资方面;改革以来,则表现为双翼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需求膨胀的伴生现象是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包括隐蔽的通货膨胀)。

  近年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十分强调抽紧银根、“拧住货币供给笼头”(控制货币发行量)对于中国经济宏观控制的关键意义。香港赛马会他们把物价上涨、需求膨胀的原因归于过松的货币供应,这无疑是合乎一般逻辑的。然而,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突出特点,尤其是从我国宏观控制的操作角度看,我认为这种认识还没有抓住切实的着力点。对于处理我国的需求控制问题具有关键意义的恰恰是需要认识我国的货币供应是怎样过松的(为什么紧不起来)和怎样才可能将货币笼头“拧紧”(什么是有效实行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若是当我们明确提出控制货市供应量,且中央银行也竭力为之的时候,货币笼头却无论如何仍然拧不紧、控不住(如1984年以来的情况),那么就不能不认真考察货市政策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特殊局限性。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对宏观经济实行需求管理的两大政策手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当需求过旺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由财政控制支出或由中央银行抽紧银根,或二者并行)来抑制需求,是宏观调节的典型做法。由于在那里主导的倾向不是需求过旺而是需求不足,所以这种收缩性办法付诸实施的机会远不如有意刺激需求的扩张性办法为多。一般说来,上述需求管理手段的有效性需要以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如下两方面的规定性为先决条件。

  第一,政府不承担对一般营利建设项目投资的职能,其投资对象主要是非盈利性的公共工程。不论货币供应政策是放松还是收紧,财政预算及其投资支出都作为一个配合事项相应作出或松或紧的安排。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具体掌握,其实施依靠一整套以参数手段构成的金融工具;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是企业性的,不能不接受中央银行的上述经济手段调节,并将这种调节传导、贯彻到其与一般企业的信用关系中。这样,各级政府均不具备与客观上或松或紧的控制要求相悖的投资动力;一般盈利性项目由(加入国家干预的)市场来导向,企业自主进行。

  第二,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自担投资风险,因而必须把价格、利率、税率等经济参数的变动看作其决策的基本依据和决定性信号,对银根松紧必然做出相当灵敏的常规化的反应;那些不能经受抽紧银根所形成的宏观环境严峻考验的企业就要倒闭、破产,被竞争所淘汰。因而宏观上对贯彻资金政策所借助的控制工具(参数调节手段)可以信赖,对控制效果有较大把握作出预期。

  据上述可知,在西方用起来比较“灵验”的需求管理手段,属于宏观间接控制的手段,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间的联接基本上以市场为纽带。在那里,这种政府对企业的间接控制是与管理体制、市场中介条件和微观基础相互配套,与经济运行模式相互一致的。

  第一,在我国,不论在经济体制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各级政府都承担并热衷于承担对生产建设项目(包括众多的一般盈利性项目)的投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十分高涨,当从宏观全局上看有必要实行比较紧的资金供应政策时,地方政府一般是不承认自己所辖范围内的投资存在什么规模过大、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问题的(从地方政府的特定角度也确实能举出一系列并非不“充分”的理由),其投资行为往往形成突破总需求控制目标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即使在宏观上规定了明确的年度货币发行量控制指标,各级政府在其举办的各个投资项目上马时对票子问题实际上并不考虑。待到需要从银行户头上提取现金以满足支付工人工资等费用时,投资才现实地作用到货币发行量上面(可能要借助“软实力预算约束”下的“安定团结贷款”方式)。从银行工作角度看,年度货币发行量是年度全国范国的货币总投放数减去货币总回笼数而得出的净投放额,因而要求对一个具体项目控制货市发行量是无以下手的;只要政府规定该项目不下马,银行便无法拒付现金。因此,货币投放环节本身不构成制约。又由于利率对软预算约束的政府投资行为也不发生制约,我国于货币投放环节之前称得上是资金供应控制闸口的重要环节只有贷款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但这两个闸口也颇松弛,除各专业银行(为争基数等)存在自行扩大信贷规模的倾向外,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控制决心不大、行政性手段不达于极端(所调要“以乌纱幅作担保压投资”)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迫使银行多放贷,从而造成贷款总额的突破和多发货市。至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的直接投资引起财政总支出规模过大而发生赤字,则会通过对银行的透支,加剧信贷资金的紧张,引起货币超量发行。

  总之,我国的政府投资行为存在着导致需求膨胀的现实性,而金融体系中的货币供应量这个笼头对这种行为很难作为有效的“拧得动”的控制闸来发挥作用。

  第二,我国的国民经济以国管企业为主干。经济体制改革前,国管企业无投资自主权,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盈全交,亏全补,企业的需求实际上主要是政府的需求(也包含一些由企业领导者扩大其掌管范围的“冲动”所激发的需求因素);企业投资行为的控制问题实际上是政府技资行为的控制问题。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扩大,盈亏状况与企业自身利益建立了一定联系,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需求。对此种需求的调控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1)随市场的利润导向作用增强,企业的投资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利率等金融货币政策的参数调节。(2)企业在行政上仍隶属于特定一级政府,对政府主管部门和主管者的意愿的敏感性是第一位的,而对于参数杠杆、市场价格信号的敏感性则是第二位的。政府的投资冲动很容易传导到企业,并可能被企业所放大。只要由政府担风险,企业领导者对于铺新摊子总会拉多多益善的态度国有企业的所调“双重依赖”,对政府主管“婆婆”的依赖(或跟从)更为根本。(3)企业在内部工资奖励、福利方面的自主权扩大后,企业领导者为“调动职工积极性”和获得职工拥护,不能不大量使用奖励、福利刺激手段,而利益刚性和职工攀比使这种刺激总的说来只能不断加强,很难大体稳定,更不能减弱,以至发展到一些本应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乃至简单再生产的基金也被拉去用于搞福利,发奖金,从而引出消费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方面的“窟窿“企业自己无法填补,只能由政府拔款或贷款来解决,而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仍然保持的“父子关系”中,由于政府最终不能无视“自已的企业”的再生产中断,上述从消费传导到生产上而引起扩大需求量的要求总会得到一定的满足。综合上述几方而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国有企业的自主投资和自主需求抽紧银根(提高利率或控制贷款额度)虽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一定的“降温”作用,但作用十分有限;待企业普遍喊起“资金紧张”之后,并不经过一个市场竟争中应有的淘汰过程,银根势必又要放松,最后结果是“抽而不紧”,货币发行仍然过量,需求仍然过旺。假若需求膨胀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政府不得不下大的決心对某些国有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时需求控制会马上表现出充分的硬度和效力,但它来自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经济多数手段所使然。

  总之,我国国有企业对政府存在特定的隶属关系,预算约束很软,因而控制国有企业行为中的需求扩张倾向,仅依靠与货币供应政策直接联系的参数手段来“抽紧银根”,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考察,我国经济中总需求控制的有效手段一直是指令性的压缩建设规模。建设规模由纳入总盘子的所有建设项目构成,这个总盘子通常是由中央决策者(或决策集团)规定的,若后来又发现其过大,则要由中央下决心砍下来。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中央层次在决策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一般是建设规模过大的主因;在向地方分权的体制下,则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主要是各地竞相扩展自己的建设规模,使建设总规棋超出中央认为正常的或可接受的那个上限,从而要求压缩。无论哪种情况,压缩的有效手段是以行政命令取消、停建项目为核心,与此相适应来控制资金供应(在财政方面是压缩支出,在银行方画是控制费款额度等)。建设规模的压缩,带动资金供应规模的压缩,进而才带动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和货币笼头的“拧住”;反之,不压缩建设规模,资金供应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也就压不下来。资金供应政集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既依顺于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次关于建设规模的决策,也限随于各级地方政府实际铺成摊子的建设规模的现实,其自身在压缩需求方向上的主动性很弱,政策效力很低,货币政策在我国需求控制中的这种特珠局限性,是同我国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实行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以及政治体制、宏观决策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具有在国情、生产发展阶段、生产关系性质和结构等方面的深层原因。这决不仅仅是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或财政、银行分配体系这几个层次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整体的、全局的体制模式问题。因此,仅考虑资金供应、资金分配层次上的缺陷,进而想通过对其弥补带来全局的改观,是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上述极为重大的差异决定了宏理需求控制有效着力点的显著不同。如果把西方国家间接控制体系中控制需求的核心手段一控制货市供应量作为我国控制需求的关键,便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只要以直接控制为主的局面没有决定性的改观,“拧紧货币笼头”充其量只是发挥一些辅助性作用的手段。当然,作为努力方向,现在强调对货币发行量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掌握,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这方画的监督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但只有在以间按控制为主的新体制格局形成之后,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中,“货市笼头”及其参数控制才能真正有效力。在达到这一境界之前,需求控制的关键和有效着力点仍然在于建设规模的掌握。

  也有必要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非国有企业(如某些类型的乡镇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同国有企业有显著区别。这些企业对政府不存在隶属或直接依赖关系,其投资、消费行为对利率、税率等经济参数变化十分敏感,当银根抽紧而过不了日子时,由于并无政府搭救,便只有倒闭,从总需求的构成因素中消失。这种情形表现了间接控制的微观生长点;随着改革的发展,这种生长点一定可以继续扩展。但是,我们能否依靠非国有企业的壮大,使其达到对国民经济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用,进而实现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则是非常复杂、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前者代表经济协调手段,后者代表行政协调手段。在宏观控制方面由行政手段为主转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过程,必须从改革的通盘战略、策略和整体配套改革的背景来考虑。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实践都证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清问题和社会安定问题必然胶着于一体,密不可分。为取得改革的进展,需要一个具备一定稳定程度、总需求不过多超过总供给的环境。如果改革已产生实效,当然会有助于长期稳定。但从初始阶段来说,稳定却是一种先决条件,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前提,也是使改革所要引入的市场机制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必要环境。否则,价格、计划、财税、金融、物资流通、投资、外贸、劳动人事等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会受到牵制而难以出台,即使勉强出台,也难以通过预想的区间,而在原来的区间内走成一些损耗甚大的“小碎步”。说初始条件的创造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命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同志提出:“我们可以借助于强化行政干预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由此实现的总量平衡却不过是下一轮不良循环的起点。因此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这种认识在用意上虽然比较积极,但在条件与目标的关系把握上却比较模糊。我认为,有必要明确认识以行政手段控制需求与深化改革的联系。

  第一,在未真正进入新体制之前,当发生比较严重的需求膨胀时,只有以行政干预、直接控制的手段为主,才能达到使总量大体平衡的目标。这是必然的,因为舍此没有其它充分有效的办法。这时所谓“急刹车”和“软着陆”的区别,实际上主要是行政手段严厉程度、持续长短的区别,而不是控制方式的决定性变化。若仅靠经济手段,“软”则软矣,但会迟迟不能“着陆”。对这一现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在间接控制体系未具形态之前,就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参数手段解决稳定问题。

  第二,通过行政干预形成的总量平衡,就其本身而言,与下一轮的不良循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其后体制框架依然故我,当然会成为一个新的旧式循环周期的起点;如果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有利的环境成功地推进了体制改革,使经济运行模式相应发生一定的、达到“部分质变”阈值(临界点)的变化,那么就能够脱离旧式循环的轨迹,使经济得以随着新体制権架的逐步建立转入新的趋向良性循环的状态,并使经济协调手段的效能大大提高。

  第三,当现实地创造了经济稳定的局面之后,关键就在于改革的配套。如果改革配套得法,则行政控制带来的稳定可以成为逐步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控制方式的开端;如改革配套不得法,则很可能只会在一些新的形式下重演“放、乱、收、死”的旧式循环。改革的策略、战略要处理新旧体制交替中的各类两难问题,必然是复杂的,对于操作及其着力点的掌握势必要求极高。依靠旧体制的控制效力来创造一个建立新体制所必要的初始环境,这是改革策略掌握上不能回避的重大环节,它提供改革不可缺少的出发场地;不失时机地抓住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通过某些平稳的渐变和某些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突变,逐步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重组和经济运行规则与体制模式的转换,这是改革战略上的系统工程配套,它解决改革的路线、方向和整体实施同题。考虑到当前需求膨胀居高不下.系统配套久拖不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总结前几年成功方面的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对“掌握时机”和“整体配套”两大环节都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周密的新设计。

  这一论文世纪把“货币闸门”的有效调节掌握问题,放到中国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的全局、全过程中来认识,涉及如何化解市场主体“软预算约束”等体质性深层问题,后获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如联系到当下,在中国宏观“去杠杆”等热点问题上,此文仍有很鲜明的现实意义。

  沿着对中国宏观调控相关的深层体制、制度原因作探究分析的思路,我于1994年在《财贸经济》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的论文,后由《新华文摘》转载,并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文中我指出:

  我国国民经济在经历80年代后期以来过热—治理整顿—复苏的又一轮“马鞍形”起伏之后,于1992年末和1993年,再次出现热度偏高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同过去一样,经济发展一旦进入周期中这样的阶段,迅速的扩张简直“呼之即来”,投资激增,生产资料价格扶摇直上,消费品市场中也有一些商品成为居民争购的对象。随着物价上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一些矛盾问题便更趋敏感,收入分配、社会风气等,越来越多地成为公众的话题。如果经济之弦继续绷紧,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便可能由于触发抢购风潮或由某个公众关注的社会矛盾热点,引起经济的、甚至是社会的震落。过去的实证材料表明,当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数量扩张的峰顶区域时,稳定性最低,最后总是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实行紧缩,以猛力撤去投资支撑和资金支撑后的迅速下滑,将高峰期“告一段落”。

  波动是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能完全避免的。我国的旧式波动,即建国以来数度以“大起大落”极端形式所表现的波动。在波动的幅度上及其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上都超出一般国家通常意义波动的“大起大落”,有其特殊的制度性原因,决定了它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出现具有必然性种种以偶然性因素面目表现的“决策失误”之类的浅层原因,都不能抹去其后面属必然性范畴的深层制度原因。虽然从表面看,大起和大落均与最高决策层种种关于“”、“大干快上”或“一刀切式急刹车”、“全面治理整顿”(改革后,急刹车以争取“软着陆”未果为前奏)的决定有美,但推动和通迫这些决定出台的来自经济生活内部的强大力量及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惯性,才是更深入地说明问题的关键。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内在的本质的特征——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体制体系,是宏观经济失稳和出现大起大落式周期波动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后虽然这种旧式体制的基础受到了冲击,但还未达到由量变引出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尽管我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部门到产业部门,充盈着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或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愿望,也不乏冲天的干劲和热情,但几十年的运行却以几度“大起大落”做出了强烈对照,而且目前的种种迹象表现国民经济仍未真正脱离这一轨迹。之所以常常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固然有种种非经济因素,但深入的考察分析可以说明,许多貌似非经济因素的东西,如决策问题,本位主义问题,官僚主义问题,计划水平问题,部门协调问题,等等,其实都深深植根于经济管理体制基础结构的问题之中。

  1988年末开始治理整顿之后,“市场疲软”问题首次突出地表现在我们这个一向“短缺”的经济中,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后“体制外”的力量已在资源配置上举足轻重,使商品丰富程度和新形成的长线的产品供给畅通程度大为提高。其实这一点在前一轮循环中1983年下半年至1984年上半年的所谓“局部买方市场”上就已略显端倪。至于由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而断言中国已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则恐怕为时尚早一虽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以目前已出现的一些迹象与在上次“买方市场”之后1984年底开始的那个阶段上的一些情况相比,颇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不能不深思其背后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诚然,这些年改革的进展已使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为增加,并且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运营,客观上已构成了对“大起大落”效应的抵消因素,这在某些沿海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从国民经济整体上说,国有经济成分毕竟还占着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情况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对于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前景而言,我们实际上还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仍然限于在行政隶属关系控制的基本框架内作分权改革,这很难避免再次出现旧式的循环;二是根本改造这一框架,争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走入能够比较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新境界。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今后应当尽量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尽力防止决策上不得不实行行政性“全面紧缩”的前景,那么本文分析结论所引出的对策思路的基点就在于:必须在配套改革中从根本上改造条块分割的行政素属关系控制体系,从而消除“大起大落”波动的制度性原因努力加大转换政府职能、淡化行政隶属关系、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和健全统一市场体系等改革措施的力度,将有利于尽早摆脱使宏观经济失稳的旧式循环状态。

  3.关于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2008年,我与孟艳博士合作,于《财政研究》第6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简要认识》的研究成果,我们指出: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我分别分析论述了调节范围、侧重点、手段反周期不同阶段的功能空间、所调控资金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以及政策时差与调节时滞的不同。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接着,我还就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提出了关于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领域的考察分析认识和对策建议。最后,我强调了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其本质上具有经济运行共同目标决定的协调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任务。因此,在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中,要从两大政策的共同目标出发,探索它们进行协调配合的长效运行框架和优化具体协调方式与手段的制度安排,避免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即不局限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的短期效果,重在探索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宏大目标的实现、中长期制度性框架和各种机制安排。我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常有着复杂的体制性和制度性根源,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也是如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自身存在的传导机制不通畅、体制改革不到位、特别是地方政府、银行与金融机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也会制约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因此,要尊重经济规律,重视微观传导机制的构建和其他应配套进行的制度变革,在逐步实现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机制和措施安排。从长期看,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

  其次,两大政策及其实施系统自身的完善程度对于优化两者协调配合状况具有基础条件的意义,同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者协调配合状况又反过来影响它们各自的有效性。因此,两大政策的自身完善与两者协调配合状况的优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工作层面上的表现必然是较为复杂、灵活和带有执行者个人风格色彩的,在多因素的复杂而有弹性空间的协调、选择方面,财政部、央行双方工作人员的素质、熟悉程度和工作层的沟通、认可程度,无疑将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值得培养和保持的。但从全局和中长期看,最值得信赖和追求的,仍然是一套对于科学决策(政策设计)和合理选择政策组合(协调配合)最具基本保障性的科学化、法治化导向的决策程序、协调机制和执行、修正程序与应急机制。

  这一研究成果所形成的认识,对于十年之后中国社会一时热议的“央财互怼”问题,仍不乏很有针对性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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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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